第13版：廣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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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前報紙日期: 2019-02-21
粵港澳大灣區引發熱議
聶焱
2019-02-21
中國國務院發改委公佈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》後，在香港社會引發新一輪熱議。
從香港的角度來看，粵港澳合作已經談了近二十年，從董建華執政時就在討論要推動香港與珠江三角洲的合作。而且這些合作已經有了一些成果，比如“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“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”(CEPA)”的簽署，廣深港高鐵、深圳灣通道和港珠澳大橋等跨境基建落成使用。
為何現在又將粵港澳的合作進一步提升到國家策略層次，以大灣區的形式進行規劃協調？這就不得不說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的世界發展局勢了。
首先， 2010年中國經濟躍升到全球第三大經濟體，2013年更升至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。這個時候建設大灣區，正好可以順應世界經濟重心從歐美向中國轉移的大勢，把握內地的龐大內需市場。同時，隨著中國從外資接收國轉變為外資輸出國，粵港澳地區也可以從中尋找發展機遇，並助力“一帶一路”倡議的實施。
更何況，大灣區的香港、澳門與9個廣東城市，合起來的人口約6800萬，GDP高達1.58萬億美元，如果作為一個國家，可在世界排名第15，相當於澳大利亞或韓國的經濟規模，實力不可小覷。
香港已經有學者告誡市民，不要活在過去式，以為珠三角還是以前般落後於香港很多。2017年深圳的人均GDP已經等同香港在90年代的水平。深圳的GDP總額最近更超越了香港。
中國改革開放初期，香港與內地的合作方式是“前店後廠”：在內地設廠，通過香港轉運到國際市場銷售。如今，隨著深圳等珠三角城市的高新科技實力大增，香港需要考慮的是推動“前?後室”模式。香港的服務業企業可考慮在珠三角設立“前?”開闢市場，香港則作為“後室”提供金融、財務、會展、科研、培訓等各種專業服務。
當然，大灣區內有三種行政體制、三套稅務制度、三個關稅區，如何消除不同體制間的制度屏障，則是粵港澳三地政府面臨的艱巨挑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