離鄉愈久，愈念故土。想念家鄉的稻田、荔枝、桃梨、甘蔗，也想念曾經的師長。尤其是母校安溪七中，囊括了我從1975年9月到1979年7月的初高中求學時光。那四年歲月，雖然處於十年文革浩劫的末期和改革開放的初期，還處於政治掛帥的荒誕年月，充斥報端的盡是火藥味的批倒鬥臭、彼此攻訐的文字，課本上也鮮有富於童趣、美意和引人向善求真的名篇佳什，但課堂上學到的知識，畢竟奠定了我衝刺高考、實現“鯉魚躍龍門”（農轉非）身份和命運轉捩的知識基礎。我是敝村自“文革”結束後考上大學的第一人。
跨江求學
那時，我需天天步行近二公里，急匆匆往返於家與七中之間。頗費周折的是，小山村僻居一隅，村口為一溪天塹所隔，當時尚未建造橋樑，於是每天來回四趟，搭船過江。大隊照顧學童，乘船幾乎免費，艄公由“大隊”給予補貼。我整個中學四年都是這樣奔波的。
那條寬闊的溪流，便是晉江的上遊支流——西溪。河長達145公里，以前山林水土保護較好，常年水量充沛，河寬水深，全村老少出入，全靠一葉木船擺渡。一船最多承載二十多人。遇上游暴雨陡漲，浪高湍急，裹挾著樹木、傢俱、豬牛，洶涌澎湃，沖往下遊，艄公只好停駛，用粗大的繩子緊緊地系好船頭，以免被水沖走。我們背著書包，走到河邊，面對滔滔波濤，只能徒喚奈何地折回。待水位下降後，恢復擺渡，才繼續上學，急急把落下的功課補上。
那時“家庭成份”論盛行，小學同班同學陳武生，儘管聰穎好學，成績優秀，但因父輩的壞成份而被強行剝奪了升讀初中的權利。小小年紀，只能留在村裡參與生產隊勞動。當年，我除了偶爾冒出的一絲淺薄的優越感外，更多的是不舍、惋惜和不解——童稚何辜，遭此壓制？成人愆尤，株連童蒙？
那時的安溪七中，極為簡陋，一如我等農戶的家境與出身。那種外觀與情調上的合拍，使我沒有絲毫的自卑與頹唐。內心裡暗暗發誓：要靠讀書改變命運！這裡必是我求學充電、積蓄能量的殿堂，是我砥礪精神、矢志逃脫貧寒處境的人生驛站。
從這裡起步，沖出山旮旯，翻身向文明——這是貧窮家庭催促一個孩子早熟的苦澀砥礪。
母校安溪七中，位於魁鬥公社（其時叫人民公社，後改為鄉，今叫“鎮”），處于群山擁抱、溝澗環繞的丘陵山區。距離安溪縣城11公里，幾無平地，到處是蜿蜒崎嶇的山坡。七中就在山坡的南麓，背山面溪，前面是農田，沿溪畔逶迤伸展的是省道312公路，公路另一側是流經村口的西溪。
當年那窄而曲的田埂路，那起伏多彎道的泥沙公路，那木板鉚釘拼成的渡船，可記得一個背著書包的赤腳少年，偶爾喃喃自語偶爾作苦思冥想狀：還在回味一篇古文的意妙貄佳，假想一道方程式、一道立體幾何題的解答。
母校七中所在的那片山坡地，那些舊壘，留有我的汗水，藏著我的夢想，萌發著我的報國夢。
勤工儉學
當時國家倡導“勤工儉學”，主要方式有三種：每周設立“勞動課”、定額印“土葛”、採摘松果等。
勞動課一般是下午一至兩節課時間。我們各自從家裡帶來勞動工具，提前佈置，或帶尖鋤，或帶鋤頭，更多的是帶箕畚。每逢勞動課那一天，教室內外就擺滿各式各樣的農家勞動工具。勞動任務是挖山建校舍，帶尖鋤的同學負責挖土，帶鋤頭的負責扒土，多數同學用箕畚挑土，把紅壤挑運到公路外側，傾倒於溪畔。以最原始的“愚公移山”方式挖掘土方，每個班級輪番上陣，初高中共十多個班級，一鍬鍬地挖，一擔擔地挑，假以時日，居然也按建築規劃挖出一、二間教室所需的平地。
當時建校舍沒錢，國家投入極有限，只能自己想辦法，就地取材。規定每個中學生要印制多少粒“土葛”，比如每人要繳交三十粒“土葛”。我和同村的陳寶輝擇定秋冬季節的一個晴天，帶上鋤頭、箕畚、土葛印模和水桶，兩人結伴到學校，挖土、堆土，中間低，四周高，澆上水，用鋤頭翻動，再光著腳丫反覆踩踏，使濕泥均勻（若不均勻，一晒干就容易斷裂開來），不能太軟，也不能太硬，有時會拌上一些鍘成尺把長的稻草，增加泥土內部拉力。先把土葛印模放入水中一沾，再置於平地上，放入濕泥，四周壓實，與框抹平，提起，沾過水的印模很容易滑動。晾曬幾天後，再小心翻转另一面，繼續晾曬。直到干硬，一塊塊扛起，搬運到指定的地方交賬。那教室的四面牆，就是用土葛交叉堆疊起來的，然後再用稀泥補隙抹平，幹後再抹一層白灰。
暮秋時節，是收穫季節，山上的松果已成熟。學校老師就在班上動員：採摘松果，用那些果籽支持國家綠化荒山。老師講完意義後，就佈置每個學生，要繳交多少斤松果。我們利用週末時間，約上同班同學，帶上布袋，爬上村裡周邊的山嶺，摘取松果。到了周一，背到學校，老師拿著秤，逐一過秤、記錄。然後傾倒於操場上，鋪開來晾曬。經過一二十天的連續晾曬，閉合的鱗狀頁片就逐一綻開，有時站於操場邊，還能看到隨著一兩聲“嗶啵”脆響後，彈出一粒粒黑褐色的松籽。松籽連著一小片薄如蟬翼的膜。有時候，輕輕敲打那綻放如玫瑰花瓣的松果，籽兒掉落下來，再用簸箕簸去那些薄膜，就成了純凈的松籽。再由學校賣給供銷社。而那些松果殼，成了學校灶膛裡蒸飯作炊的絕佳燃料。
（上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