魯迅的文章，我是很喜歡讀的；然而，他那有污點的弟弟——周作人的小品文，我讀了卻也喜歡。
周氏兄弟同為文學大家、新文化的旗手，可後人給予他們的評價卻是懸殊。毛澤東評價魯迅是偉大的文學家、思想家、革命家，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。作為一個文學家，他貴在有自己的思想，並用自己的作品喚醒民眾，他是一個有思想的文學家；而周作人的可惜或說可恥在於1937年北平淪陷後的事偽，當時學術文化界人士紛紛南下，周作人卻捨不得離開。這當然無可厚非。遺憾的是，1939年元旦他遇刺過後就接受了偽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一職，隨後又接受了偽北京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等職，一隻腳落入“水中”。1940年12月，他再次“榮升”為“華北教育督辦”“南京汪偽政府國府委員”“日偽華北綜合調查所副理事”等職，整個身子已然泡到污泥濁水裡去了。
這個與世無爭、不惹是非的人，是非卻緊緊地纏住了他。他留給後人的教訓便是：定力不足的人，就一定要遠離是非地。
中國的主流文化向來是講民族氣節的。孟子說：“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謂大丈夫。”作為文化大家的周作人，我不知他是如何理解孟子這句話的。
當然，他似乎也有為自己開脫的理由，卻終是無法洗去自己滿身的污垢。
魯迅在弟弟周作人“下水”之前的1936年10月就去世了。倘若那時他還活著，我不知他如何看待這個二弟，儘管他們久已失和，也不再說話。
魯迅在1932年曾說過這樣一句話，自《新青年》團體散掉之後，“有的高升，有的隱退，有的前進”，“因為終極目的的不同，在行進中，也時時有人退伍，有人落荒，有人頽唐，有人叛變”。魯迅說這些話的時候可能還沒有料到，自己的弟弟竟位列其內，且屬於最不齒的“叛變”一類。
巧合的是，魯迅此時已經去世，否則對他來講真是個煎熬與打擊。
在我受教育的過程中，從沒有人跟我主動提及周作人及其文章，然而現在，我的書架上周作人的書竟然不比他哥哥魯迅的少多少，諸如《苦雨》、《苦竹雜記》、《周作人書話》等已然在架。魯迅給我們的印象已經較為清晰了，於是我就想試著去瞭解周作人，弄清他的心路。
其實，周作人的散文成就並不亞於魯迅。然而，教科書卻並不見他的隻字片語，顯然是有所斟酌有所考慮的。抗戰勝利時，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長時就曾說過：“北大有絶對的自由，不聘請任何偽校偽組織之人任教”“我的職務是叫我想盡一切辦法讓北大保持一個乾乾淨淨的身子！正是非，辨忠奸”。
“保持一個乾乾淨淨的身子”，這或許就是教科書裡不見周作人蹤影的原因吧。
讀周作人的文章就如同品茶，平和沖淡，或就像聽阿魯阿卓的《我的心中只有你》，和緩素美。周作人他自己就曾說：喝茶當於瓦屋紙窗之下，清泉綠茶，用素雅的陶瓷茶具，同二三人同飲，得半日之閒，可抵上十年的塵夢。
這樣的意境，確實令我神往。我甚至想過他的茶室或是書房一定很是雅緻。
被魯迅罵做“資本家的乏走狗”的梁實秋第一次與周作人見面，竟還是由魯迅引見的。那時周氏兄弟還未失和，一同住在北京八道灣周氏住所。梁實秋進去之後，發現“左面一間顯然是他的書房，有一塊小小的鏡框，題著‘苦雨齋’三字，是沈尹默先生的手筆，一張龐大的柚木書桌，上面有筆筒硯台之類，清清爽爽，一塵不染，此外便是簡簡單單的幾把椅子了。照例有一碗清茶獻客，茶具是日本式的，帶蓋的小小茶盅，小小的茶壺有一隻藤編的提梁，小巧而淡雅。永遠是清茶，淡淡的青綠色，七分滿。房子是頂普通的北平式的小房子，可是四白落地，几淨窗明。”
“永遠是清茶，淡淡的青綠色，七分滿”，這其實就是他的文章給我的感覺。
梁實秋在《憶豈明老人》一文中說：“他一生淡泊，晚節不終，實在是至堪痛惜而無可原諒之事。但是除此一點之外，他的學養風度仍令人懷思而不能自已。”
周作人的為人，若能與他的柚木書桌一樣，“清清爽爽，一塵不染”，就了無遺憾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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