根據文獻資料的報導，朱自清與聞一多歲數相仿，又是同事，且還都是西南聯大中文系的名教授、大學者；不過，他們兩人的性情卻迥然不同。他們當年的同事王了一先生曾說：“聞先生是剛，朱先生是柔。”然而，不管是剛還是柔，他們都具有學者應有的剛正的一面。
有一段時間，朱自清曾兼任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，館中一職員工作不稱職，朱自清先生就將其解聘了。那時，朱先生自己也即將辭去圖書館長的兼職，但他還是在自己離職前先把那館員解聘了，免得把困難和麻煩留給後任。這是我從王了一先生的回憶文章《懷念朱自清先生》中看到的，應該不虛。
朱自清先生的文章洗練、樸實，行事風格亦是如此，不拖泥帶水，職工工作不稱職該辭退就辭退了，絶不縱容或把問題留給下任。朱自清先生的剛正之氣，還讓我想起了當年北大複員（從昆明西南聯大遷回北京）時的北大代校長傅斯年的剛正與魄力。
1945年9月，遠在美國的胡適被國民政府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，在其回國前北大校長一職暫由傅斯年代理。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長後即在報上發表聲明，拒絶漢奸（筆者按：周作人、錢稻孫等偽教職員）進入重建後的北大任教。傅在給其夫人俞大彩的信中說道：“大批偽教職員進來，這是暑假後北大開辦的大障礙，但我決心掃蕩之，絶不為北大留此劣根。”又說：“在這樣的局面下，胡先生（指胡適）辦遠不如我，我在這幾個月給他打平天下，他好辦下來。”
掃除障礙，為後任工作鋪平道路，朱自清和傅斯年一樣具有“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”的改造社會風氣的忘我犧牲精神。換成當今，許多人定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將“多栽花，少栽刺”作為自己的處世哲學，忍一忍就過去了：反正我也快卸任了，何必去開罪人呢？還是交給下任去處理吧。下任呢？又往往是“新官不理舊賬”，結果問題越積越多，以致積重難返，阻礙了社會的進步與時代的發展。
相映成趣的是，聞一多先生也幹過這種為改造社會風氣而不惜“開罪人”的事情。
1941年，朱自清先生休假，聞一多先生代理中文系主任。系裏老教授、曾在安徽大學校長任上為學潮一事當面頂撞過蔣介石的劉文典先生，應雲南一土司的邀請為其做壽文。不料，劉教授一去竟半年不返校，課程、學生都不管了，聞先生為正教風就把他解聘了（當時清華對教授每兩年發一次聘書，期滿不續聘，叫做解聘）。此事也出自王了一先生的紀念文章，可以查證。
正因其剛正，便有了後來朱自清先生“一身重病，寧可餓死，不領美國救濟糧”的節氣。
也正因其剛正，才有了後來聞一多先生在李公樸追悼會上拍案而起、慷慨陳詞、視死如歸的壯舉。
難怪毛澤東會在《別了，司徒雷登》一文寫道：“我們應該寫聞一多頌，朱自清頌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。”
聞一多和朱自清等人一身正氣，是我們學習的楷模與看齊的標竿。我們的學者若是缺乏剛正之氣，就如同人喪失了脊樑骨一般會被人瞧不起。往大處說，會導致社會風氣的急劇變壞；往小處講，是不能成為一個大寫的“人”。
知識分子是國家的希望，學者是民族的脊樑，若是希望不純，脊樑不正，世風又談何純正？國家又談何興盛？朱自清、聞一多等先生雖早已故去，但他們身上的浩然剛正之氣依然在我們當中激盪，鼓舞我們奮然前行。
Previous
Nex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