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國文，是中國大陸的著名作家。1930年生於上海，祖籍江蘇鹽城。1952年曾赴朝鮮戰場從事寫作，1957年被打成了“右派”，1979年重回文壇。1980年，其短篇小說《月食》獲得該年度“全國優秀小說獎”。及後，其長篇小說《冬天裡的春天》、中篇小說《涅槃》、隨筆《大雅村言》相繼獲魯迅文學獎，長篇小說《花園街五號》更曾被改編成電影和電視劇。此外，《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》一書獲得2003年華語傳媒文學大獎。他曾榮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、主席團委員。
說句心裡話，筆者很喜歡李國文先生的作品，至今購有他的多部作品，包括《中國文人的活法》（2004年3月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），《大江東去》（2000年10月，由廣東出版社出版），《李國文雜文》（2006年9月，由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），《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》（2002年4月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），《李國文說唐》（2006年7月，由中華書局出版）等。
讀李國文先生的著作，筆者被其淵博的知識、優美的文筆所折服。但是，在閱讀的過程中亦發現一種現象，他很喜歡以不點名的方式拿當今的中國文壇和某些文人“開涮”。這種“冷諷熱刺”指責社會現象，並不針對任何特定對象。
口說無憑，舉例為證：
“反觀近來那些口出狂言，以為語驚四座，（與李白）相比之下，恐怕只能等於陽痿患者的偶爾勃起的小意思。”（《大雅久不作》）
“時下，偶爾出現的，那一些要往地毯上吐痰，一定要從窗口向外撒尿，一定要從摩天高樓上往下擤鼻涕，一定要隨手牽羊從賓館順走些什麼，一定要吃約稿女編輯的豆腐，甚至動手動腳，一定要住星級酒店不然就會失眠，一定要有左擁右抱的三陪小姐才會詩興大發，一定要麻將打到天亮眼珠通紅走出房間的文人，相對於古人的表現來說是小小不言的無行了。”（《文人無行》）
“去年，加上前年，好多德高望重，以及德並不高，望也不重的名流組合，開始熱衷於總結20世紀的中國文學，紛紛進行一種《封神榜》的封神運動和《水滸傳》聚義廳裡排座次的遊戲，真是好不熱鬧。”（《“文章得失不由天”》）
“這些年來，一些很一般的作品，不照樣弄到地動山搖的程度，如今今人當真寫出一部類似《阿Q正傳》的劃時代作品，落入一位炒作家手裡，要不鬧出七級地震那樣大動靜，是絕不會善罷甘休的。”（《“文章得失不由天”》）
事例不勝枚舉，因篇幅關係，就止打住。
從文中來看，今時今日的中國文壇很是“熱鬧”，怪象叢生。
魯迅先生曾寫過一篇雜文《辯“文人無行”》，他感嘆道：“輕薄、浮躁、酗酒、嫖妓而至於鬧事，偷香而至於害人，這是古來所謂‘文人無行’”“為了防後方，我就得橫站，不能正對敵人，而且瞻前顧後，格外費力。”“死於敵手的鋒刃，不足悲苦，死於不知何來的暗器，卻是悲苦。”
李國文先生對魯迅先生的話，毋庸諱言，頗有同感。他在《最難描畫文人臉》一文中，說：“文壇，有的時候，挺像一場假面舞會。你見到了，但實際不是你想看到的臉，你跟他握手，但你不知道到底握著誰的手。你握著對方的手了，但你也猜不透另外一只手，握著的是快刀，還是鮮花。”又說：“三十年代的文壇，已是歷史，五十年代以後的文壇，我是親身經歷過來，文人之對於文人，其實是最不相容的。儘管面容很親熱，握手很給勁，但到算計你的時候，下刀子是一點也不手軟的。直到今天，我七十有餘，對儕輩還是不能奢言了解二字。”
毫無疑問，李國文先生之所以產生如此觀感，與他在五十年代的“反右運動”和六十年代“文革”的遭遇有莫大的關係。他在《曹雪芹的苦惱》一文中透露道：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政治運動，比較文明。聲嚴色厲是有的，痛批猛揭是有的，但動手打人，令被運動者受到皮肉之苦，倒不多見。至少1957年打右派時，雖說右派是“打”出來的，但鄙人大會小會熬了過來，倒不曾挨打。被唾棄者唾沫星子濺得我臉上開花，是有的；被揭發者狗血噴頭嚇得我目瞪口呆，是有的；被義憤填膺者搞車輪大戰，罰站得我昏昏欲倒，是有的；但托上天的福，倒沒人碰過我一指頭。到十年“文革”期間，就完蛋了。說是“文革”其實倒是結結實實的“武”革，真是“幾度疑死惡狗村”啊！至今，我的肋骨在X光片裡，一邊高，一邊低，就是那場革命留在身體上的“勝利成果”了。
寫到這裡，筆者不勝感慨：文人相輕，自古而然，於今尤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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