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香港，要求公務員秉持「政治中立」，這個自港英政府時期一直實施到現在的政治傳統，在過去半年的「修例風波」中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。
不論是反對修訂《逃犯條例》的「黃絲」，還是支持警察止暴制暴的「藍絲」，都逐漸背棄這一原則。「黃絲」們甚至公開發起公務員集會，對特區政府表示抗議，並呼籲修改「公務員中立」的核心要素，將公務員效忠的對象，由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，變成市民。「藍絲」們即便相對保守些，但也認為像光頭警長劉Sir那樣發表一些愛國愛港反對暴徒暴行的言論，是合情合理的，不應該因此受到指責。
在港英政府時期，要求公務員不能參與政治活動、不能參加政黨、不能介入政治漩渦，所有行為對港督負責，聽上層領導指示行事。可以說只要不去搞政治，就不怕丟飯碗，決策錯誤是集體責任，個人不會受罰。
回歸後，特區政府依然沿用這一原則，只是做了些微調，將效忠對象從港督變更為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，並設立高官問責制，問責官員需要作出政治決策，承擔政治責任。
但從前在英國人統治下的高效聽話的公務員隊伍，卻有點運轉不靈。從第一屆政務司陳方安生當年架空特首董建華，到過去這半年來公務員系統（警隊除外）陽奉陰違、不作為、甚至亂作為的事情比比皆是。
事實上，所謂「政治中立」，其實是英國人埋下的雷。
政治是什麼，按照毛澤東的說法就是：把朋友搞得多多的，把敵人搞得少少的。當妳試圖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時候，我這邊劃了雷區，公務員這塊妳不準交朋友。於是將妳的潛在群眾基礎，挖走了相當大的一塊。
不準公務員公開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，並不代表他們沒有政治立場或主張。所以，與其強調公務員應當保持「政治中立」，不如採取行動，嚴懲所有違法亂紀、觸碰底線的公務員。比如，那些在選舉工作中，違規偏袒某壹方的公務員；那些對政府決策陽奉陰違、消極怠工的公務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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